专访潮籍新加坡华文作家蓉子:中国处处日新月异,我生逢其时

2019-11-19 19:19:06

薄薄的粉末,优雅的举止,岁月给难得的蓉子洒脱的明净。她出生在广东潮安,小时候和养母一起去了东南亚,后来成长为新加坡著名作家。她的小说被新加坡教育部选为中学课本,她的论文被选为中学课本。同时,她在商业领域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。

1984年,嵘子第一次回到潮州向她致敬。此后,随着回国人数的增加,她开始专注于在新加坡几家中文报纸的专栏中介绍中国。疼痛和瘙痒是至关重要的,她的孩子的心是她的中国情结的特征。自2000年以来,她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,从更广更深的角度了解了中国。她将新加坡的全科门诊模式引入中国,并在新的第三板上市。与此同时,她捐赠了800多万元用于支持家乡的建设和教育。她曾获广东省“华南慈善仪式”慈善人物奖,现为广东海外爱心慈善基金会名誉主席、汕头海外交流协会名誉主席。

“华侨从中国发展的喜悦中赞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伟大成就和辉煌篇章!”荣子笑着说,他出生在正确的时间:“在他后半辈子遇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,他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,参与中国的繁荣。我愿意继续活跃在中国和新西兰之间,发挥纽带作用,为在东南亚推广中国文化和潮汕文化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”

“照顾家庭”是我一生的任务。

南方日报:你是如何和你阿姨度过童年的,你对你的家乡有什么印象?你第一次回到家乡是怎样的?

蓉子:我早年的生活伤痕累累,但从那以后,逆境似乎帮助我培养了道德。我于1949年出生在广东潮安,5岁时作为养女被收养来月经。我过去常常和成年人一起去田里捡稻穗。我在家乡的祠堂学习了半年。当我8岁的时候,我跟随月经来到马来西亚柔佛。

我将永远记得我离开家的那一天,祖母告诉我把钱寄回给家人。从那以后,“照顾家庭”成了我一生的任务。

当我年轻的时候,我曾半饥半饱地在马来西亚学习。我经常想起我家乡的房子、鱼塘、果园和稻田,以及祠堂前卖米粉汤的摊位。

1984年4月12日,我第一次回家。27年零3个月后,我终于回家了!不幸的是,我的祖母去世了,我的大哥和二哥也去世了!经过几十年的思念和痛苦,联想终于能够回家见父母和亲戚,带着悲喜交加的心情。我哭得死去活来。

南方日报:你的笔名和中国情结有什么关系吗?

蓉子:我原来的姓是陈,接下来是我叔叔的姓,李思蓉。1965年,我搬到新加坡。自1969年以来,我一直在新加坡报纸上写小说和专栏。后来,我给自己取了个化名“蓉子”。芙蓉蓉,老子、孟子、君子之子,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。

南方日报:你为什么对中文写作上瘾?

荣子:由于历史原因,新加坡华人一方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,另一方面又置身于西方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中。新加坡的中国作家用他们的笔大声呼喊,播种,努力传播中国文化。

新加坡的中国文学起源于到南方旅游的名人,如郁达夫、老舍、姚子、蔡文轩、方秀等人。它繁荣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,繁荣于80年代和90年代。它经历了从资深作家和中生代到新生代的“文化乡愁”过程,文化零散,创作技巧多样,逐渐走向成熟。

1994年,第一个世界华人微型小说研究所在新加坡成立。当时,我是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主席,接待了许多出席会议的中国作家。从那以后,在两年一次的世界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上,我经常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作家交流。

把中文视为生命的脐带

南方日报:当地学校没有太多系统的中文教育。你如何在中国文化中打下坚实的基础?

蓉子:我出生在中国,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喜爱。汉语是中华民族的语言,是我生命的脐带。没有它,我会失去与母亲的联系,无法沟通。因此,即使我离开了中国,我也在努力学习汉字和汉字背后的文化体系。

我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在中国小学完成了六年的课程。毕业后,中文学校更贵,我不得不去英语中学。我对中国人的爱没有消退。为了阅读邻居的中文报纸,我自愿为别人做家务,剥虾,刮鱼和做鱼丸。表表哥让我带旧书去烧。我把它们藏起来,晚上偷偷看着它们。武侠小说、线装书、旧小说、诗歌...所有能找到的书都没有幸免。前后我有四本《辞源》,前三本都破了。后来我辍学,并伴随着一本名为《古文评论》的书。

当时,我买得最多的书是潮剧剧本。20世纪60年代初,我存放了40多个潮剧剧本。它们是我努力摘鸭毛并挣钱买的,所以我更加珍惜它们。后来,我把它们从马来西亚带到新加坡,从新加坡带到上海,从上海到汕头,并把它们捐赠给潮剧艺术博物馆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剧本仍然色彩鲜艳。

南方日报:你的小说《又一个雨季》被新加坡教育部选为中学生教科书,而散文《榴莲》(Durian)则被选为新加坡中学生教科书。在你看来,如何提高新一代美籍华人的中国水平?

荣子:新加坡没有多少土地和资源。为了保持竞争力,年轻人经常选择最有经济价值的语言来学习,所以他们过去常常学习更多的英语。要提高年轻一代的中国水平,我们不应该仅仅依靠文化部门。作为新一代的中国人,他们首先会问:学习汉语有用吗?如果在工作和生活中有更多的机会使用汉语,他们自然会重视它。近年来,随着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,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学习汉语。

早在1993年,当我的大儿子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时,我就鼓励他:“东方即将亮起来。你必须加强你的中国文化。”因此,在工作期间,他在中国各大学学习课程,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学士学位、清华大学硕士学位、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学位等。三个孙子在中国高中毕业后都回到了新加坡。中文很好。我的家人和我一起走在两国之间,我感到非常高兴。

南方日报:你什么时候开始用笔传播中国文化和潮汕文化的?

蓉子:1984年,当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时,我开始在新加坡的一家报纸专栏中写中国。渐渐地,随着家乡数量的增加,中国和新西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,我成了一名专门研究中国的作家。那时,中国的一切对新加坡人来说都是新鲜有趣的。特别是,中国人想知道他们祖先祖国的面貌和家乡的变化。

文化交流是一种力量,一种亲情的呼唤!它缓解了海外游客远眺家乡的悲痛,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人追根溯源。

南方日报:你和你的家人从2000年起就住在上海。2010年,你被邀请担任《世博会诗选》的评委和序言。你在上海定居前后,你的中国有什么不同?

荣子:在中国生活后,我接触了更多的中国历史和文化,对我祖籍的现状有了更好的了解。我可以从更广更深的角度观察中国,从中获得创造性的灵感。毕竟,大国改革的传统、制度和变化是海外国家力所不及的。作为中国人,我住在中国,而不是客人。相反,我主动参与中国的社会生活。我曾在上海一个涉外社区担任过多年的行业委员会主任。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住了很长时间,你自然会在另一个国家住很长时间。

在中国,我感觉像鸭子下水一样舒服,一种转身的关怀,没有遭遇文化碰撞和斗争,而是感觉温暖和温度。一切都是如此自然,因为文化脐带!

自2011年起,我和当地政府侨务部门共同为海外作家组织了“品尝上海”、“品尝广东潮汕”等活动,并从各个家庭收集作品出版“品尝”。我已经连续多年邀请海外作家、媒体和其他文化人物访问中国,其中广东潮汕是最常去的。2015年,我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的招待会。之后,我们登上天安门门,享受美丽的夜晚。

家庭和国家的感觉来自长者的言行。

南方日报:你已经捐了800多万元支持广东,特别是潮汕的教育文化事业。你觉得你的家乡怎么样?

嵘子:潮汕人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爱国情怀,认为善良比金钱更重要。我投身慈善事业的想法源于长辈的言行。

海外华人是海外村民寄给家乡亲戚的信和钱。虽然我小时候在叔叔家很穷,但我从未停止给潮安的亲戚写信。每两个月,叔叔必须送25元回他的家乡。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幕:我阿姨会送猪油和饼干,拿两袋白砂糖倒进饼干桶,让我摇摇饼干桶,以便给我家乡的亲戚们装更多的白砂糖。在20世纪60年代,我开始自己寄信,每次只有10元和20元,但是我想给我的家人我微薄的贡献。春节前送一批货物是头等大事。我对没有寄出这批货感到不安。

南方日报:你为什么选择2017年在广州开诊所?

蓉子:我在广州投资是因为中国新广州知识城的邀请和“回家”的理念。1990年,我来到中国做生意。首先,我在汕头开采和加工花岗岩,然后把石头卖给文莱。然后我介绍了新加坡的普通门诊模式,并在苏州和广州开设了诊所。

广东、香港、澳门和海湾地区是今年最热门的词汇之一,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新加坡年轻人提供了充分发挥才华的舞台。

南方日报:新中国成立70年来,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,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。这给新加坡带来了什么?这对海外华文文学有什么影响?

蓉子:过去,我以为我把骨头埋在国外了,再也没见过我妈妈。我曾经认为我坚持的汉语是无用的,中国人仍然不得不忍受屈辱!现在,祖籍国已经发展起来,家乡美丽,生活美好!海外华人和他们的亲戚一样快乐!

中国日新月异。新加坡的经济不仅受益于其发展成就。中国人的地位提高了,商业机会开辟了新天地。热爱中国文化的中国人也有更多的机会来中国交流和学习。

过去,海外华人作家缺乏读者和资金。今天,日子好多了。我相信随着汉语的广泛使用,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水平将会提高。我也希望两个外国人将来见面时能用中文交流。这肯定会成为现实。

有些人说我这一生遭受了很多痛苦,我的人生来得不是时候。相反,我出生在正确的时间!我不会像我早期的海外华人祖先一样,北望故乡,带着永远的遗憾死去。我的上半辈子经历了艰难时期,下半辈子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“中国梦”做出贡献。我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充满了光彩。

[规划]林·亚明

[记者]龚春辉和林亚明

[实习生]范丽

[照片]受访者为广东华侨博物馆提供图纸

[作家]龚春辉;林·亚明

[消息来源]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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